[40]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3页，金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由此看来，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虽然也是一个众神的世界，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至上神和祖先神。因此，许慎的解释，重点不是颠也，而是至高无上，也就是作为至上神的天或上帝。
但许慎的解释可能更准确：天：颠也，至高无上[28]。《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125页。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14]《论语注疏·述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这表明周公并不能直接与天对话，而是必须通过自己的祖先神的转达。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为宗庙之主，神得归之，其诉求对象分明是宗庙所祭的祖先神，即先王。历史，因此而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点，当然就是作为核心价值的自由。至于这一点和两面的来源，则显然与在西方社会崛起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运动直接相关。也因此，这同时也就导致了对于无形、无限的东西的追求。[80] 就是这样，在精神世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预先得知和预先决定的。
九、天不生‘信仰，万古长如夜。信仰，就是一种普世关怀。
也因此，中国未能将夏商时代萌芽的昭事上帝之学[84]进行到底，而是长期停步不前。人是一个信仰的动物，这样一个深层的奥秘最终得以被揭示出来。看来，公元1500年，从今天来看，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建构竟然逆道而行，也就是说，信仰的建构不是越来越被关注，而是越来越不被关注，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因素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人，被逐渐变成他所不是，而不是逐渐变成他所是，崖山之后，已无中华、明清之后，已无华夏，这些话固然偏激，但是也绝不是毫无道理。[105]转引自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载《船山全书》，第16册，第7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马克斯·韦伯提示：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就像铁路上的转辙员，往往决定着轨道的方向。
在所追求的超自然力量的背后，还隐现着对于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信仰的核心，是对于生命的无限性的重建。
世界之为世界，当然存在包括东方西方在内的诸多的多样性，但是，却更存在共同性，也就是所谓共同价值，它是全世界发展道路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根本公理。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而且，由于置身这一维度的人类生命活动都是功利活动。换言之，导致的是自由的出场以及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出场。由此看来，著名的英国假设人类生而自由当然就要比著名的法国假设人类生而平等要更加深刻。以选民为例，犹太教的选民让犹太人的未来有了保障，可是基督教却变成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使得自己的追随者从犹太民族扩展到了所有人，遥遥开启了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源头。唯一重要的，当然也就不是去建构一个上帝之类的目标，而是在充分展开自己的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去不断地揭晓一个目标。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
而且，还由于这自由被认为是上帝的赋予，因此也就绝对不会让渡，正如西方学者乌尔比尔认定的：人有可以放弃的自由，因此有自愿的奴隶，但是基督徒不行，因为人是上帝的造物，自由属于上帝，人当然无权放弃。真正的自由，就是指的选择的自由，指的主体自己可以去自由选择，而不是被迫地去选择唯一的选择。
区别于机械性联结的社会的有机性联结的社会（涂尔干）。[11]而严复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概括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人逐渐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逐渐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87]。幸而，本文所期望的，只是呼唤。
或者说，上帝成为唯一。这就正如德国诗人歌德精辟总结：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精神、灵魂，被从肉体中剥离出来，作为生命中的神性、神圣而被义无反顾地加以固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的不是国家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而要我通过国家能够做什么。
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就在这本反省之作以及其它一系列著作中，康德阐发了他的为信仰留地盘以及信仰是理性的但不是理论的对象等深刻洞察。
因此，尽管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极少推崇宗教,更不要说对于信仰的推崇。所以，黑格尔才会时时提示着宗教中的所谓庙里的神，[38]可惜，自古到今，诸多的宗教偏偏都是有庙无神，尽管也追求某种超自然力量，但是，在超自然力量的背后的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却相对淡漠甚至空空如也。
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淆外，其余6国，就全都是基督教国家。既然如此，那人类自身就肯定禀赋了认识眼前世界的能力，而眼前世界也一定禀赋了可以被认识的内在的规律。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犹如我们置身其中的空气，绝不是率意就可以全部清盘的。[88]哲人其萎乎？就后期中国文化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61]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154页，晏可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显然，由上所述，信仰之为信仰，就正是一种无形、无限的东西。
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无疑，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就西方而言，不单单要走出异化为神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且还要走出异化为虫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已经在从神的生存、虫的生存回到人的生存，无疑，这就更加加剧了信仰建构的极度复杂性，加剧了信仰困局本身。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欧亚非，可是，现在却踪迹全无。
就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而言，如前所述，它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然而，它又是一种现代社会崛起中必不可少的乌托邦。